如果在写事迹之前，没能对人物的相关事件做好了解，那写出的事迹就很难给人启发，大家在撰写事迹材料的过程中需要强调条理清楚，下面是小文学范文网小编为您分享的樊锦诗的事迹5篇，感谢您的参阅。
樊锦诗的事迹篇1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1月6日，“改革先锋进校园”甘肃省专场活动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改革先锋”樊锦诗以“永远在路上”为题目，与现场师生畅谈改革开放以来敦煌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
“每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担当，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感谢我们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好政策，让敦煌研究院的文化遗产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樊锦诗感慨地说。
结合自身经历，樊锦诗与大学生们分享了她眼中“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她说，初到敦煌，条件艰苦，风沙漫天，但是她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敦煌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今年80岁，能为敦煌做事，我无怨无悔!”
樊锦诗详细介绍了一代代莫高窟人为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瑰宝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在全国文博系统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进入了科学保护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研究院采用数字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每个洞窟的数字化保存，建设数字敦煌档案。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并且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实现了旅游开发和保护管理的创新，使保护和利用得到平衡发展。
“我有幸成为100位改革先锋中的一员，这个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几代莫高窟人的，是给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的，是给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作出贡献的人们的，也是给我国所有文物工作者的，我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报告最后，樊锦诗动情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路还长，任重道远，关键是以后要做得更好。”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8级研究生李鑫被樊锦诗“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的事迹打动，她说:“樊老师的事迹让人热血沸腾。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能从先生身上学到的精神太多，但首先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简单且专注的人。”
前来听报告的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2017级研究生李珊很受触动:“在樊老师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文物工作者55年的坚守和奉献。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工作岗位上坚守自己的信念长期干下去，经受得住诱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听了樊老师讲述的莫高窟保护的故事，非常激动，她不仅为我们普及了敦煌学知识，也为我们带来了榜样的力量。”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师刘再聪说。
听完报告，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韩承志感到无比震撼。他说:“青春年少时扎根西部，一待就是50多年。而最让我震撼的是樊锦诗先生兼顾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的睿智。她分享的人生感悟为我清晰地传达了立身行事的准则和思想取舍的境界，为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樊锦诗的事迹篇2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回望几十年风雨历程，有这样一位女性，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敦煌文化领域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人们真正读懂了“半边天”的意义。
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的女儿”。出生在繁华大城市--浙江杭州,青年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本是“前途似锦”的她，却在25岁那年千里迢迢来到了漫天黄沙的大漠深处,从此与敦煌莫高窟“厮守”长达半个多世纪。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扎根西北荒漠守护敦煌半个多世纪，55年的坚守，是对敦煌的热爱，也是祖国的需要。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樊锦诗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最好传承者，她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其实，她用一生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樊锦诗的事迹篇3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樊锦诗的事迹篇4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经历过相似纠结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为了保护莫高窟，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
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就主动找到他说:“对你而言，有一处住房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博士还是有压力。
“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squo;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squo;，我就满足了。”
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使袭击千年的黄沙，远远地停在摩根山后面。 但防砂只是缓解了壁画病害的影响，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摩根壁画和彩色中，已经出现了一半以上的空鼓、变色、脱落等病害，樊锦诗也日趋中心。
为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实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她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用更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窗。
与此同时，范锦诗决定通过恋人彭金章的建议拍摄全面介绍敦煌的海报。 工夫无心人，十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自创摩根数字展示中心，发表了010-3010和立体球幕010-3010两部电影。 从那以后，模拟电影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观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游客的参观时间，还可以增加洞穴的装载量，一举两得。
敦煌莫高窟的传承永不停息
贾正: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到“艺术导师”段文杰，再到“敦煌女儿”樊锦诗，可以说，敦煌研究院75年发展背后，凝聚着你们三代掌门人的心血。因为你们，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敦煌。
樊锦诗: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克服人员和资金短缺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一手抓保护，一手抓艺术。对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使莫高窟得到初步保护。常书鸿先生所做的各种努力为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段文杰先生是上个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先生为第一任院长。他在任内大力引进各方面专业人才，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和引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经验，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并带领全院努力奋斗，把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升到了新高度。
我是1998年60岁时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长任命的。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管理工作，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这期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初到管理岗位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97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在段文杰先生的带领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创新的新阶段，为敦煌研究院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力度，国际上也对莫高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数量逐年攀升，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给保护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和压力。我与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和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在中央和甘肃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满足了游客需要。
贾正:相信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的接力棒还将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年来，您除了倾注心血守护敦煌之外，也在培养年轻人，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传承。
樊锦诗:这些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固然重要，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更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人，再好的技术和再好的管理总要靠人来掌握。我们必须培养好自己的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没有人才就什么都没有。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来。这里确实有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因为人才难求，都是想办法自己培养人才。简单来说就是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我们老一辈对敦煌非常热爱，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也对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热情、非常爱护，同时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来做课题。我们不给他们指派任务，他们自己做着有兴趣了也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待遇，尤其是年轻人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们在住房、津贴等方面都尽力给年轻人创造了条件，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愿意留在这里。同时，我们还积极培养人才，鼓励继续学习甚至创造条件送出国深造，学费由研究院付。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不少人才。
但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敦煌学迅速发展的需求来说远远不够，必须另辟蹊径引入外来人才。目前，敦煌研究院聘请了30多位国内外兼职研究员，参与研究院的决策咨询，承担重大研究项目，承接重大事务等，外来人才很可能会自愿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部分。拥有人才就意味着拥有竞争力。天下事，一个是人的事，一个是钱的事，但说到底人比钱重要。
贾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和《龙》杂志的读者了解了更多您和敦煌的故事。近些年，“敦煌女儿”一生扎根敦煌，守护敦煌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也感动了无数人。回首半个多世纪，您如何评价自己当初做出的留在敦煌的决定?
樊锦诗: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就是坚决不当亡国奴，齐心协力让中华民族坚强地屹立在东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国家要发展,就得靠这种精神。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莫高窟是一片净士，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在这里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要有很高的修养，要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外界的诱惑。守护敦煌就是从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追求。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不断地为它付出，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莫高窟全面迈入崭新阶段，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个艰巨的、复杂的、带有挑战性的、永远的事业。我非常幸运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25岁起，就扎根敦煌，潜心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一忙就是50余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名男同学同学，来到敦煌实习。当历史书中的敦煌，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然而，与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生活的艰苦异常。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喝的是盐碱水，一天只吃两顿饭，十点一顿，下午四五点一顿。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房子天花板是纸糊的，会时不时“咚”地掉下一个老鼠。这一切，都考验着樊锦诗和同学们。
1963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而她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山盟海誓，各自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在校园里那样，默默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
渐渐地，樊锦诗已经和敦煌融为一体，习惯了那里的安静与淳朴，习惯了那里的深邃与自然，她的深情早已扎根在这片大漠。最后，樊锦诗写信给丈夫倾诉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丈夫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他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1986年，彭金章与樊锦诗，终于在黄沙漫天的敦煌团聚，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
樊锦诗的事迹篇5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她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
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
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党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
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
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千里迢迢来
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作为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很多人怀疑樊锦诗
的意志和能力，可性格倔强的她，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而且秉承了老一代敦煌人“打不走”的精神。如今73岁
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作为人
类的文化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敦煌莫高窟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才能使它得到更妥善的保护。”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在敦煌工作的40多年中，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如何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了樊锦诗日夜思考的问题。
“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参加了申遗材料的准备工作，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